線下的脫口秀演員又是怎樣的存在呢?
《脫口秀大會》第四季播出后，延續了以往的“熱搜”體質，每期節目播出后，都要貢獻兩三個熱搜。
那些曾經的素人脫口秀演員，經過幾季的精彩表現，收獲大量粉絲，成為了像明星一樣的存在，代言接到手軟，綜藝節目里常駐，用李誕的話來說“在上海橫著走”。
但線下的脫口秀演員又是怎樣的存在呢?
搜狐娛樂與三位脫口秀演員對談，了解他們在行業快速發展的這幾年，所面臨的機遇、迷茫或困境，他們中有月薪幾千塊，擅長講“窮”的重慶脫口秀演員郎飛鴻，也有一邊做微商一邊圓自己脫口秀夢的34歲脫口秀演員媚兒，還有入行三年多就已經是脫口秀俱樂部老板的北京脫口秀演員楊梅。
從中不難發現，脫口秀行業是個英雄不問出處的江湖，大多數人憑著興趣入行，入行門檻很低，但出師很難，他們大多拿著月薪幾千塊的工資，因為夢想堅持著，終極目標是登上《脫口秀大會》的舞臺。
“鐵飯碗員工”“影視宣傳”“保險公司講師”
脫口秀江湖英雄不問出處
李誕曾說，“每個人都可以當5分鐘的脫口秀演員”。
在《脫口秀大會》的舞臺上，我們認識到了“銀行柜員”、“車間女工”、“癌癥生物學博士”、“上海交警”等身份各異的脫口秀演員，而在線下，全國幾百上千個脫口秀從業者，大多也來自不同行業。
郎飛鴻、媚兒、楊梅三人就是其中的一員。
在成為脫口秀演員之前，郎飛鴻有一份正式穩定而又體面的“鐵飯碗”工作，但因為“享受舞臺、燈光、粉絲熱烈反響的感覺”，他放棄了父母眼中的這份好工作，一頭扎進了脫口秀這股熱浪中。
喜歡脫口秀這件事，在郎飛鴻身上由來已久，《壹周立波秀》《金星秀》《今晚80后脫口秀》這些國內僅有的幾檔脫口秀節目，他是忠實觀眾，但苦于沒有入行渠道，從前只能當個觀眾，后來隨著《脫口秀大會》的熱播出圈，線下劇場越來越多，郎飛鴻在同是脫口秀演員朋友的帶動下，正式踏入了這個行業。
34歲的媚兒常被朋友說有一個“有趣的靈魂”，所以當她看到那個叫“扯館兒”的喜劇社團在招聘喜劇演員時，就勇敢地去面試了，“他們也覺得我特別搞笑，我就加入了那個社團”。后來隨著脫口秀越來越火，社團把脫口秀業務獨立了出來，成立了“言味兒俱樂部”，媚兒也成為了一名正式的脫口秀演員。
此前的媚兒，做過保險公司的講師，自主創業過，但并未受過喜劇相關的培訓，不過脫口秀行業就是這樣一個英雄不問出處的“江湖”，“我們那個俱樂部的脫口秀演員，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公交車司機、監理、新媒體運營等，脫口秀這個行業目前來說沒有門檻，你只要好笑就可以了。”
相比郎飛鴻和媚兒，楊梅在接觸脫口秀之前有過一些舞臺經驗，是大學時期的文娛積極分子，加之外放的性格，“不怯場、有一套自己的表達風格”，這些性格優勢讓她很快走上了脫口秀的舞臺，但單純的舞臺表演和讓臺下觀眾能夠產生密集的笑點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我起碼有一兩年的時間都花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上，有點沒開竅。”
楊梅遇到的問題，其實也是很多脫口秀新人都難以避免的困境——入行門檻低，但出師難。
“脫口秀跟其他藝術形式不太一樣，像相聲、評書都有很多技巧在里面，大家可以從小系統的學習，但脫口秀沒有，所以這行入門雖快，但想學精特別難，不少人進來后會很迷茫。”郎飛鴻說，“入行三個月可能就會刷下一大波人，從講開放麥到上真正的劇場正式演出，一旦一兩次沒有得到觀眾的認可，可能他就不會再上臺了。”
郎飛鴻透露自己第一次講脫口秀的時候現場很炸，這給了他很大的自信心，但也有滑鐵盧的時刻。有一次演出，他感覺自己怎么講都不好笑，現場氣氛非常尷尬，準備好的內容講到一半，他就潦草收場。演出結束，有兩個女生還專門跑過去安慰他，給他說加油，“沒說還好，說了我更尷尬地想‘死’，后來起碼花了四五場演出的時間，我才調整過來心態，敢再上臺，也不是畏懼，就是覺得丟人，這次經歷是對心理的一次嚴重打擊”。
想要在業務上更進一步，大多數脫口秀演員都得靠自己摸索，方式多種多樣，比如觀摩有名脫口秀演員的演出視頻，學習他們文本的邏輯、結構和框架，再自己創作，但真正想要精進，還是需要在舞臺上的磨練，根據觀眾的反饋再調整文本和表演。
入行以來，楊梅和媚兒都曾有過猶豫的時刻。
如果繼續做之前的那份影視營銷工作，楊梅可能像她大多數同事一樣，已經做到了公司的中高層，她不是沒有想過放棄，但她深知自己是個以興趣為驅動力的人，“如果我不做這個，我心里就不得勁”。
“公司除了創始人和我，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二十幾歲，包括整個重慶的脫口秀，大多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因為目前脫口秀主要還是在大學生團隊以及年輕人團體中比較流行。”媚兒笑說，“我有時候懷疑自己這么大年紀搞這么時髦的東西，到底行不行，但最終還是興趣讓我堅持下來。”
《脫口秀大會》舉辦到第四季，選手從一開始的純喜劇人出身逐漸多樣化到各行各業，對這個變化，楊梅覺得很正常。在她看來，有三類人講喜劇天生有優勢，一類是父母從事表演或喜劇相關的職業，一類是本人之前從事過表達相關的職業，比如媚兒，還有一類就是有深厚社會閱歷的人，比如《脫口秀大會》出現的“癌癥生物學博士”或“交警”，“根源在于脫口秀這個行業，它的屬性是讓大家表達自我，所以說每個行業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脫口秀演員，就看你下的功夫和你個人的經歷。”
一場演出100元
“父母覺得我像紅白喜事的表演者”
進入脫口秀行業簡單，但想長久堅持下去卻很難，首當其沖就是收入。
做影視營銷工作的時候，楊梅每個月收入過萬，但轉行做脫口秀演員的時候，因為剛入行，脫口秀水平還未達到商演的標準，沒有俱樂部邀請，也就沒有收入，她需要接影視營銷私活來養活自己。“本來是想辭掉工作之后好好打磨脫口秀內容，誰知道離職后面臨經濟壓力，反而沒有時間好好做內容了”。
好在隨著脫口秀水平越來越高，楊梅也接到了俱樂部邀約。“北京這邊最初講是一兩百元一場，甚至不要錢，后面會根據你的水平、名氣、市場行情慢慢上漲，200到800元一場都有，不停在變化。”
楊梅這樣的情況在脫口秀行業比比皆是，大多數人如她一樣憑借著興趣闖入這個行業，但因為新人作品不成熟，即使講開放麥，也可能沒有收入，只有當作品成熟一些時，才能拿到為數不多的報酬，很多人在成為全職脫口秀演員之前都會兼職試煉，短則一兩個月，長則一兩年，這期間的月收入大概在一兩千元左右。
遠在重慶的媚兒和郎飛鴻也一樣。媚兒剛入行的時候就一邊說脫口秀，一邊做微商賺錢維持生計，而如今還未簽約公司的郎飛鴻用“每個時期都很窘迫，如今依然是”這樣的話來形容自己的收入，目前他幾乎每天都有演出，但因為沒有簽約公司，月收入才五六千元，“之后簽約公司后，可能有小一萬吧”。
據悉，目前北京普通全職脫口秀演員的收入大概在一萬元左右。
不過脫口秀跟影視行業一樣，不同咖位的藝人，收入也有天壤之別。
“商業演出的話，普通脫口秀演員一場五六百元，但有名氣的脫口秀演員，可能15-30分鐘之間可以拿到幾萬元。”郎飛鴻透露。
本來隨著《脫口秀大會》第四季的熱播，線下演出市場也越來越火熱，但疫情的反復，讓脫口秀演員的工作也處于不穩定狀態。受疫情影響，重慶地區8月份的線下演出全都暫停，媚兒只能去接一些小的商業活動，“就你在上面講，顧客在下面吃，這種現場效果沒法保證，心里其實蠻不舒服，但是沒有辦法，常規演出都取消掉了，為了生活只能講。”
郎飛鴻本來最近要簽約重慶數一數二的公司，受疫情影響還不知道會不會有變化，線下演出做不了，收入影響是必然的，“現在我天天除了吃就是睡”，加上沒有簽約公司，無人給他發基礎工資，他目前只能吃老本，他擔心疫情戰線拉得太長，“就算復工了，可能也沒人來看”。
除了收入，很多脫口秀演員最大阻力來自于父母對這份職業的不看好。
“我父母覺得我講脫口秀就是不務正業，他們把我當做那種在紅白喜事上敲鑼打鼓的樂隊。”郎飛鴻笑說，“不過我就是要飯，我父母也不會說，只要我不說父母雙亡就行。”此前他參加《中國好聲音》的時候，特意選了一首歌唱給父母，結果他們那天都忘了去，一個在打麻將，一個去釣魚。
相比郎飛鴻父母“放養式開明”，媚兒的父母更為嚴厲一些。此前她的工作屬于央企，在父母眼中收入穩定又體面，很好找男朋友，但媚兒不喜歡那種一眼就能看到頭的工作，毅然決然辭了工作，“到現在他們還在勸我回去，但我聽不進去”。說脫口秀兩年了，媚兒也沒敢請父母去看，“我有一些跟我媽媽碰撞出的段子，我怕她看了，心臟受不了。”
脫口秀劇場里的“人設”
當“戀愛大師”之余，我最擅長講“窮”
在脫口秀舞臺上，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設”。
比如何廣智的“窮”，趙曉卉的“車間女工”，王建國的“諧音梗”，王勉的“吉他”，楊笠的“女權”等，這“人設”可能來自于脫口秀演員的人生經歷，也可能生發于他們的個性，但無論是哪種人設，都是站在舞臺上的一種醒目標識，能夠讓他們被觀眾快速記住。
線下脫口秀演員大多也不例外。
郎飛鴻身上的標簽是“正宗重慶崽兒”，月收入幾千塊的他，笑侃自己除了當“戀愛大師”，最擅長講窮，比如如何使用花唄，怎么網絡貸款。而34歲的媚兒，最醒目的人設就是“大齡單身女青年”，她的很多段子都來自于“社會上對大齡未婚女青年的一些看法”。
“脫口秀跟其他喜劇形式不太一樣，其他喜劇表演，你演的不是自己，而是角色，但脫口秀帶有非常強烈的自我色彩，演員講的段子基本上都是自己生活中的經歷加工的。”媚兒說道，“而且脫口秀也跟以前我們了解的某些喜劇不一樣，比如東北二人轉之類，他們可能需要扮丑來達到娛樂大眾的效果，但脫口秀只需要做自己。”
當自己的生活沒有那么多靈感時，就需要脫口秀演員盡量觀察生活。媚兒透露自己平時會多看看網上發生的事情，也會在講脫口秀的時候，跟觀眾碰撞出一些火花，“還有平時出去，正常人可能都在地鐵或公交車上玩手機，我不玩手機，我會看一下周圍人他們的狀態，觀察加以提煉，可能就是我的段子。”
相比綜藝節目中脫口秀演員更旗幟鮮明，更貼近社會熱點，也更便于傳播的“人設”，楊梅認為，線下演員所謂的“人設”，更多是基于自己想要表達的思想，“比如我最近正在談戀愛，那可能這一階段我就會主要講這個話題，有的演員很有抱負，想為女性或弱勢群體發聲，他們可能就會主要講這類話題。”
《脫口秀大會》選手江梓浩曾調侃自己家庭背景又正常，父母健康又活潑、從來不離婚，也從來不打他，所以他一點“素材”都沒有。另一名脫口秀演員楊曉卉也曾笑說，“我是為了抱怨生活來到這里，但他們告訴我這就是脫口秀”。
他們的話雖是玩笑話，但也道出一絲真相——有經歷的人有更多素材，也更容易講好脫口秀。
“脫口秀創作的一大來源是負面情緒，當然，一個人聰明、善良、幽默也能寫出很好笑的段子，但確實大比例的脫口秀還是通過負面情緒去推動，就是你寫一個段子，它其實是在給觀眾制造優越感，通過加工你一些不開心的事情，讓觀眾產生優越感而笑出來。”楊梅剖析道，“如果一個人在臺上講自己過得有多好，其實不那么討喜，黃西老師的脫口秀有凡爾賽的地方，但落腳點是‘我在低谷等你們’，最終，他還是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確實，苦難會變成你的財富，變成相對更好加工的素材，最終變成你的段子。”
在這方面，楊梅有著和江梓浩同樣的煩惱，她的家庭幸福，父母開明，對她傾注了很多的愛，所以她寫段子的時候，“在挖掘情緒這方面花了挺久時間”。不過因為曾經有過文案策劃的經歷，所以她在脫口秀文本上常常會有很多巧思，為了保證內容持續更新，她像大學時期一樣和朋友組成學習小組，“每周有固定的時間去討論內容，互相激勵，讓自己有持續的內容產出”。
從贈票沒人來到場場爆滿
“脫口秀是對生活的治愈”
隨著脫口秀行業越來越火熱，在入行三年多之后，楊梅成立了一家自己的俱樂部，靠譜能干的合伙人幫她做運營，讓她終于解決了在面包和夢想之間互相拉扯的難題，專心做內容。
回想剛入行時，整個行業在楊梅的印象中就一個“窮”字。
最慘的時候，臺上有六七個演員，臺下就一個觀眾，等到楊梅入行的時候，情況稍微有所好轉，臺下可能有個四五個觀眾，但一個脫口秀演員要辦專場也是很困難的事情，即使他給別人贈票，對方也不一定會去，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并不了解脫口秀，哪怕是贈票，他們一想到還要出門，還要打車，可能就放棄了，“但這兩年，尤其是今年，能明顯感覺到觀眾越來越多了，脫口秀也納入了年輕人跟朋友相約時的一個選擇范圍之內。”
觀看人數多了，票價自然也上去了。楊梅透露，2017年左右的時候，常規的脫口秀門票大概在50—80元之間，而如今有所升高，在80—150元之間，“當然，如果是特別有名的廠牌，有名的脫口秀演員，而且是那種千人劇場的話，可能他第一排的票價就有一千多元。”
線下脫口秀行業的火熱，郎飛鴻和媚兒也明顯察覺到了。
“以前脫口秀演員去講開放麥，門票可能就19.9元、29.9元，但依然無人問津。”媚兒透露，“這兩年，隨著《脫口秀大會》越來越火，脫口秀也開始廣為人知，我們劇場脫口秀門票68元，除了周一周二不演出，其他時間小一百人的場子都是賣滿了的。”
“自從重慶出過《奇葩說》和《脫口秀大會》的選手，明顯感覺線下脫口秀行業火了很多。”郎飛鴻直言，“以前主營相聲的一些團體也會加上脫口秀這個業務，有些年輕人可能不了解這個廠牌，也不知道演員是誰，但一些購票網站上只要有脫口秀這三個字，購票數量就會猛增。”
不過楊梅也發現，脫口秀的這種火，并非常態，更像是一種風潮，因為當她在線下跟觀眾互動時，問有多少人是第一次來看脫口秀時，每次都有很多人舉手。
市場火了，脫口秀演員短缺的問題也挺嚴重。“北京有十多家廠牌，但全職脫口秀演員可能就那二三十個，經常周末就會出現盤子很多，但菜不夠的現象，脫口秀演員就會趕場，但演員的內容更新頻率大多沒有那么高，有時候可能他們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三個月講得都是一樣的內容。”
這個問題，媚兒也意識到了。她有時候也會去看其他脫口秀演員的表演，會發現脫口秀市場的演出參差不齊，有的脫口秀演員的水平并沒有達到可以開演的標準，但他們依然在演。“這是明顯地割韭菜行為，有些觀眾可能看了就完了，但我覺得這個不太好，不利于行業的發展。”
無奈也好，惋惜也好，可能這就是脫口秀行業在從零到一時需要面臨的問題。好的一面是，行業的快速發展，給脫口秀演員帶來了更多上升通道。
“線下可以做演出，積累了足夠的內容就可以走線上。”楊梅介紹道，“一種是自己做社交賬號，積累足夠的粉絲接商務，另一種是參加線上綜藝，或一些小節目，獲取流量進而變現，再就是做俱樂部的簽約脫口秀演員，俱樂部可以幫忙對接演出和商務，或者做管理者，有很多種方式。”
談及未來的職業規劃，媚兒透露，自己今年參加了《奇葩說》的辯論，已經通過了兩輪，如果順利的話，她會一直辯論下去。此外她希望能夠再豐富豐富自己的內容，“明年想辦法在重慶開一個專場就OK了”。
而郎飛鴻正在等待疫情好轉，這樣他就可以與已經談妥的公司順利簽約，這樣他的薪酬不但可以提高，公司還會保證他的演出次數，在這種情況下，“我會做一些自媒體，也會去嘗試新的東西，比如舞臺劇，當然，之后也會考慮去參加《奇葩說》和《脫口秀大會》。”這是很多脫口秀演員都夢想登上的舞臺。
成長為俱樂部老板的楊梅，她已經替自己做好了未來一年的規劃。個人方面，她打算跟自己一個要好的脫口秀演員朋友一起做一個雙拼脫口秀專場，公司層面，她的目標是擴大場地賣出更多的票，“今年打算再開一個俱樂部酒吧，已經拉到投資了，正在裝修，希望每個月能夠售出5000張左右的票。”
欣欣向榮的未來規劃中，楊梅回憶起入行以來印象最深的一場演出。
那是年初的時候，疫情剛好轉，演出慢慢開放，很多觀眾戴著口罩來看脫口秀，楊梅那天負責統籌，站在觀眾席后面靜靜看著臺上的表演。在此之前的那段時間，各種疫情新聞讓人很壓抑，但在那場演出里，演員表演得很賣力，觀眾笑得也很大聲，“在那一刻，我覺得做脫口秀這個事情是有意義的，最起碼在那一個半小時里，可以讓大家忘記煩惱，暢快地笑出來，這是一種對生活的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