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夢》將在上海大劇院舉行全國首演
11月18日，演藝大世界·2021第七屆上海國際喜劇節開幕大戲《驚夢》將在上海大劇院舉行全國首演。導演兼主演陳佩斯在60歲時看到編劇毓鉞創作的《驚夢》，“一拿到劇本，我就知道《驚夢》是過去沒有嘗試的戲，像在兩座高山之間走鋼絲，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又特別享受。”
撕去喜劇標簽
陳佩斯與毓鉞合作的上一部舞臺劇《戲臺》演出數百場，每次巡演到上海，依舊一票難求。《戲臺》講京劇戲班，《驚夢》變為昆劇戲班，陳佩斯強調，“故事時代不一樣，風格更不一樣。《戲臺》嚴格遵循戲劇三一律，故事發生在一天之內，地點在一個場景，情節服從于一個主題，故事特別實在。創作《戲臺》，我們像在山脊隆起的小道上晃晃悠悠走，而《驚夢》是翻過山脊的又一個世界，《驚夢》還是‘三一律’，只是分成好幾塊，時間跨度長到一個月，情節冰火兩重天，情緒上上下下起伏，游走在悲喜之間，沒那么寫實。《驚夢》很早就定了框架，之后我們摸索好幾年才找到合適的方法去呈現。”
“《驚夢》喜劇效果一般，故事性很強。”首演在即，67歲的陳佩斯不憚于為《驚夢》撕去喜劇標簽，他想探索更多可能，“我們不能為了笑而笑，使勁找包袱，反而丟了故事。《驚夢》演人物、演故事，不像過去那樣追求喜劇風格的強化。”
去年年初《驚夢》建組，啟動舞臺美術設計，由于疫情，排演延遲一年，“我們增加了一年《戲臺》巡演，等待《驚夢》首演最佳時機。”陳佩斯說，《驚夢》排練到最后，情節與情緒不再是由演員們控制的，“做《陽臺》時，我就發現喜劇有很深的悲情內涵，沒有喜劇條件，形成不了悲劇。《驚夢》里有一群人，必須按照他們自己的命運走，偏悲、偏嚴肅，如果走喜劇方向，可能不夠深刻、沒有力量。”
雖然陳佩斯給《驚夢》“笑果”打了預防針，但他異常篤定，“我的故事一定能開心好看，《驚夢》會有好票房，我能駕馭這個作品，有一點點炫技。”兒子陳大愚補充，《驚夢》更有詩意，新的風格值得觀眾尋味。
三代創作者的“爭吵”
與陳大愚同臺演《驚夢》，陳佩斯直言不諱，父子之間有嚴重的“代溝”，“我們審美不一樣。”陳佩斯要求演員始終面向觀眾，讓大家能看清臉部神情;陳大愚認為，真實是第一重要的事，其次才是讓觀眾看到臉，“演員也可以背對觀眾釋放情緒。”
陳佩斯喜歡現場樂隊，“好的表演，無聲勝有聲，自然聲音勝過麥克風擴聲。”陳大愚傾向于經過后期打磨的人工音效，“你看《敦刻爾克》，如果沒有音樂，什么都不是，情節起承轉合都靠音樂鋪陳;《沙丘》也是，音樂有美學表述。”陳佩斯立刻反駁，“我們這不是拍電影，戲劇是真實的人與人交流。”
父子倆你來我往，依稀可見排練時的火藥味。陳大愚轉頭看向上海記者，“所以他是導演，我是導演助理。”大家都笑了。
“我和老爹一起搞創作也不自在，常常吵架。”陳佩斯與父親陳強合作《二子開店》等12部影視劇，“那時我爹經常追著我要下一個劇本，現在兒子追著我要投資。”喜劇人多為能寫會演的創作全才。陳大愚曾幫《陽臺》改劇本，為《戲臺》做場記，三年前拿出了自己寫的劇本，以“娛樂至死”為主題，“我有一些想表達的欲望，想鳴不平的東西。現在好多工作室找大學生寫稿，潤色以后成了編劇自己的作品。”
“他把戲都搶走了”
在更高的價值觀層面，比如“應該創作什么樣的戲”，陳佩斯與陳大愚又有著絕對共識。幾年前，一位外國知名導演在中國推出長達260分鐘的先鋒派戲劇，陳佩斯看了兩個小時后默默退場，“臺上有意思，臺下更有意思。觀眾們矜持地相互打招呼，標志著‘我們是一群人’，表達‘我們’在看。”第二天陳大愚也去看了這臺戲，觀后感接近。
父子倆都關注觀眾的感受，“創作者得明確自己在做什么。”陳佩斯不像一些藝術家那樣高高在上，“我為了生存，得把觀眾逗樂了，才能活下去，才能養活一個劇團，還能有好日子。”
《驚夢》不是陳大愚與陳佩斯第一次同臺。2018年《托兒》第400場紀念演出，父子也曾同臺。陳佩斯回憶，“本來沒我的事，臨時缺個演保安的，劇組慫恿，我就上去了。”
時隔3年，陳大愚清晰記得每個畫面，“一開始，我爸遮著臉，觀眾還沒有反應過來，后來他把帽子脫掉，我能感覺到，從觀眾席第一排開始，大家坐不住了，交頭接耳，聲浪一層層往后傳，是不是陳佩斯?然后我爸喊了一聲‘蹲下’，全場笑裂。他把戲都搶走了。”
陳佩斯辦了10年喜劇培訓班，120多位學生從培訓班畢業。如今紅火的上海亞洲大廈演藝新空間里，也有他的學生。記者們贊揚他培養了喜劇人才，陳佩斯連連擺手，“別這么說，人家還去中戲學習呢。”
去年陳佩斯完成了關于喜劇理論的書，計劃出版，“當下喜劇看著很熱鬧，其實都能分析出原理。”
《驚夢》之后，陳佩斯下一部戲可能還是與戲班有關，“我就是個戲劇人，所以對戲班的沉浮歷史感興趣，可能是唐朝、漢朝戲班，也可能是秦朝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