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速看料】從《變形記》到《世界旦夕之間》，他持續在劇場中探討“人的異化”
今晚，李建軍執導的《世界旦夕之間》將上演于上海YOUNG劇場。
《世界旦夕之間》改編自德國導演法斯賓德的同名電影，原作是法斯賓德在1973年為電視臺拍攝的電視電影。這是一個在三重空間里展開的故事，主角施蒂勒是一名工程師，他制造了一個和自己的世界一模一樣的“虛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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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 他發現自己的世界也是一個虛擬世界，在他的世界之上還有另一重世界，那里才是人類存在的世界，而他只是一個電子元件，他的世界的一切都是人類的設定。施蒂勒不時陷入眩暈之中，似乎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作為電子元件的他一邊徒勞地尋找真相，一邊躲避老板的追蹤。當施蒂勒想向公眾說出老板的陰謀，還沒等他說完，警察的子彈就射穿了他不存在的“身體”，這是他最后的行動，他以這看似莽撞倉促的行動反擊他虛無的一生。
《世界旦夕之間》首演于去年的烏鎮戲劇節，在當時被類比為《楚門的世界》和《西部世界》。李建軍說，他排演《世界旦夕之間》，是為了延續他在前一部作品《變形記》中的思考。在《變形記》中，李建軍重構了卡夫卡的原作，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的身份置換成當代中國的快遞員，整個作品以直觀的身體表演，以舞臺上扭曲的身體呈現“變形”的主題，以物理性極強的肉身變形來直接地表現“人的異化”。卡夫卡小說里的格里高爾變成甲蟲以后，仍一心想著怎樣拖著那具笨重的身體去上班；李建軍舞臺上的格里高爾也是一個停不下來的“零件”，一具盲目工作的軀殼，不同的是，他時刻被冷冰冰的電子語音提醒著爭分奪秒去完成工作。完成《變形記》后，李建軍認為，圍繞著“普通人尤其小人物的處境”“技術的控制以及使用技術的權力”這些議題，可以作出更為縱深的舞臺探索，這促使他創作了《世界旦夕之間》。
在他看來，法斯賓德電影持續的吸引力在于探討真實和虛幻的定義，以及如何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即便這個時代的語境已經顛覆了法斯賓德的創作背景。法斯賓德在1973年拍攝這部電影時，德國甚至整個歐洲尚未擺脫冷戰的氣氛，人們對現實不抱希望，盡管技術突飛猛進，而大眾對于“發達技術時代”的未來是持悲觀態度的。然而這段并不久遠的歷史正在被今天的人們以往，電影里描繪的“未來”虛擬世界正在成真，這個時代的人們用消費主義式的狂歡接納了“虛擬世界”被制造并全面滲透于生活。時代語境的變化，以及普通人對技術的態度從恐懼、悲觀到泛娛樂化的接受，這些疊加于原作的主題“在真實和虛幻、控制和反控制之間作出選擇”，是李建軍試圖在舞臺上呈現的當代風景：如果我們能清晰意識到自己正生活在技術制造的虛擬世界里，施蒂勒所堅持的存在主義的反擊，是否還有意義？
在《美好的一天》《飛向天空的人》《大眾力學》和《人類簡史》這些作品中，李建軍突出了“素人敘事”在劇場里的能量，以“不像戲的戲劇”召喚當代生活中被忽視的真實。而《世界旦夕之間》很明顯地在技術層面開拓了舞臺表達的語言。舞臺上掛起兩塊顯眼的綠幕，借助即時投影和綠幕摳像技術，《世界旦夕之間》現場把的電影的場面專制成電子游戲的數字畫面，觀眾在舞臺上看到兩重世界，一個完全向觀眾敞開的“片場”，以及經過拍攝以及技術處理后的視聽呈現。
整個作品通過極其強烈的形式和視覺設計——印制好圖案的假衣服，假領結、假連衣裙、假襯衫，假西裝，電子游戲式背景和交互畫面——創造一個荒誕和虛擬的世界，當代的“現實”布滿無處不在的虛擬制造，真實的定義被解構，虛擬人物逼真地生活在人們中間。演員戴著數碼圖像風格的面具表演，隱喻著活人被數字化和符號化，和數字游戲的場景共同組成風格統一的數字圖像。觀眾能看到，舞臺上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如何共同通過換裝表演、機位轉換和實時剪輯等方式，在投影上呈現“紙片人施蒂勒擁有了自由意志因此赴湯蹈火”的故事。
學者呂效平認為，李建軍這個版本的《世界旦夕之間》就是一場游戲，但這場游戲外在的形式所引發的關于真實、關于虛擬、關于制造和控制的哲思，遠比原生故事的內容更直接也更有說服力。
作者：柳青
編輯：周敏嫻
責任編輯：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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