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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人生之路》:中國式成長敘事的“上海方案”

    “上海出品”電視劇《人生之路》的播出,備受關注。1982年,路遙成名作《人生》發表于上海《收獲》雜志。在作品最后,作者留下了“并非結局”四字,給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生未來留下了想象空間。40多年后,這部以此文學經典為基底的電視劇,又將青年高加林“引回”上海,在熒屏上續寫作家的未盡之言。《人生之路》從敘事層面描繪出高加林的生命延長線,為他根植于中國語境的人生之路提供了“上海方案”。該劇不但以敘事擴容的方式,續寫了主人公在上海的奮斗歷程,更對其青年時期的人生迷茫與困惑,做出了應和時代要求的回復。跨越40多年的時光,對高加林的成長敘事獲得了具有時代共情的重述。

    高加林難題


    (相關資料圖)

    成長的愿景與道路

    《人生之路》的前半段,重現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難題”。在20世紀80年代的黃土地上,天資聰穎的高加林意氣風發。他的成長愿景,不僅僅是德順老漢口中的“改命”夢想,更是意欲“做頂天立地之人,做驚天動地之事”的人生抉擇。他憧憬著從自己腳下的黃土地走向現代大都市,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高加林的真正困惑在于,他懷揣著無限的個體憧憬,卻一度受困于有限的人生道路。在劇中,高考成為秦川少年們為數不多的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高加林渴望借此魚躍龍門來擁抱現代文明,屢試不第的馬栓自暴自棄,高雙星竟在村支書父親安排下鋌而走險,頂替了高加林的大學名額。此后,處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高加林不斷試圖從農田中走出去,先后做過鄉村教師與通訊干事,又由于種種原因屢次退回到農田中。他力圖抓緊每個機會,一路跌宕,朝著人生理想行進。

    高加林的成長困惑,是根植于中國語境中的,產生自特定年代由黃土地和鄉村組成的特定環境。從總體社會環境來看,高加林們人生道路的有限性,是由于他們當時正處在社會轉型的起點處。現代化建設在他們的家鄉外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黃土地上的變化和發展則相對滯后。

    除了黃土地與都市之間的選擇,高加林的內心糾結還以隱喻的方式出現在他的愛情生活中。高加林在來自黃土地的劉巧珍和來自都市的黃亞萍之間搖擺不定,這也正是他內心矛盾的外化表現。他留戀黃土地的滋養卻對都市心向往之,渴望現代化的多彩又苦無出路。由于時代環境的限制,小說并未給高加林的成長歷程提供最終出路。小說借高加林發出人生之路通向何方的時代之問,需要在時代的發展中得到新的藝術作品的回應。

    此為結局

    人生成長的“上海方案”

    《人生之路》對原著小說做出的最重要改動,是從上海的都市發展經驗出發,為高加林的奮進之路提供了成長方案,補足結局。在電視劇后半段,高加林這個曾因失去大學名額、教師職位和通訊干事而三度迷失人生方向的農村青年,以筆為刀,奮進于文學之路,開拓出屬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高加林借助鼓勵人才流動政策的東風來到上海,開啟了新的人生階段。與此同時,他的伙伴們也紛紛來到上海。其中,來到上海的劉巧珍書寫了新時期鄉村女性的都市創業史,她從開辦小餐館轉向創立中央廚房工廠,儼然成為新的經濟模式與規模化產業的掌舵人。在劇中,高加林與劉巧珍都可定位為社會發展歷程中的奮進者,他們是“幸福是奮斗出來的”這句話的絕佳注釋,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親歷者與見證人。

    在上海,兩人積極擁抱現代文明并取得個體成功后,并未割舍對黃土地的牽絆,而是積極反哺家鄉,支持鄉村發展和建設。高加林回到母校推動教育發展,劉巧珍返回故鄉拯救婚姻不幸的劉巧玲,一代人走出黃土地的渴望,找到了新的時代落點。這也是中國式成長故事在這個時代不斷演繹的獨特之處,主人公們不但要有自強不息的品格,更要有在取得個體發展后“兼濟天下”的人生抱負。候鳥回遷,建設家鄉,正是對青年高加林關于命運走向何方疑問的一個美好答案。

    在成長敘事的“上海方案”中,高加林身上充分體現出個體與國家的命運聯結。高加林的人生低谷期,處在社會改革轉型的初始時期。高加林的高速成長期,對應的是上海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階段。劇情不斷發展,主人公隨著社會發展實現的人生躍遷與愈發廣闊的人生道路,構成了具有啟發性的理想化成長敘事。

    觀照當下

    對青年成長焦慮的回應

    盡管原著小說開放式結局可以導向多種可能性,但《人生之路》選擇盡可能貼合中國的歷史土壤和社會語境,以求最大限度地引發時代共情。正因如此,該劇在有效延伸高加林這一人物生命線的同時,也借助父輩的人生經驗,于不經意間回應了當下青年群體成長過程中的焦慮。高加林的命運曾遍布曲折和坎坷,但是,刻寫在民族血脈中的奮斗者基因,造就了他的不屈精神與奮進意識,指引他循著歷史發展的道路達成自己的人生愿景。

    當下,社會發展加速,部分青年群體產生了人生難以自控的精神焦慮。而高加林的人生答案構成了對這種焦慮的啟示,青年人應避免只聚焦眼前挫折的短視行為,而要立足人生發展的長久之計,尋找真正適合自己的道路與節奏。高加林的人生姿態,既非過度攀比的“內卷”,也非低欲望群體的“躺平”,而是強調普通人對平凡甚至坎坷生活的堅定與堅持,并由此達成新的文化主體性確認。人生路遙,路在腳下。

    (杜 梁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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