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一隅的情感暗涌_當前訊息
香港話劇團出品、演出，鄭國偉編劇、方俊杰導演的話劇《曖昧》，近期以高清放映形式亮相北京天橋藝術中心。該劇由香港一家普通社區幼兒園里兩位小朋友的親密無間，引出男孩父親陳志勇（劉守正飾）與女孩母親王霞（趙伊祎飾）的相遇，又由兩位成年男女的漸生情愫，帶出他們皆難稱幸福的婚姻生活。
但是成人無法像扮演過家家游戲的孩童一樣天真，城市一隅暗涌的情感，沒有接著走向明處，陳志勇與王霞的關系止于曖昧。他們各自的家庭問題，雖然側寫一些時代現狀，可是基本也沒攤到社會層面來談。
鄭國偉的落筆有情，讓《曖昧》與他為香港話劇團編寫的“爆裂家庭”三部曲《最后晚餐》《最后作孽》《好日子》相比，少了幾分直指現實的殘酷，多出幾許讓觀眾細細咂摸的生活況味。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爆裂家庭”三部曲均采用“三一律”結構，道出香江不同階層的家庭內部，似乎都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與沖突。
《最后晚餐》以一對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母子為考察對象，疏于聯絡的兩人在餐桌旁的重聚，讓一個身處繁華都市角落的破碎家庭慢慢顯影。他們的談話繞不開暫不在場的父親，正是父親一系列的惡魔行徑，令這個家庭逐步瓦解。《最后作孽》將一個富豪家庭剖面展現，白手起家夫妻的愛情，敗給了時間與財富。他們變質的婚姻，則促使兒子在兩人眼皮子底下走上犯罪的不歸路。《好日子》對準一個普通的中產家庭，妹妹出嫁前夜與姐姐的話別，牽出禽獸父親侵犯兩人的往事。她們身心所受的重創，母親看在眼里卻佯裝不知。
不乏幽默筆觸的《曖昧》，沒有直接從內部著手講述婚姻與家庭的不堪，而是引入了外部視角。漸漸相熟的陳志勇與王霞的互訴衷腸，讓觀眾得以了解他們的心事，窺見他們各自的家庭。
土生土長的香港中年男人陳志勇，原本擅長攝影、理發、手工等多樣工作，但他的疏忽導致的長子墜樓身亡一事，令他長期陷入自責，無法再投入工作。次子出生之后，他干脆辭掉工作專心做起全職爸爸，負責次子與妻子的飲食起居。他雖然將家人尤其次子照顧得很好，可是心情并沒舒朗起來，因為本是一家之主的他，現在要靠妻子的收入過日子，這讓他覺得傷害了自己作為男人的自尊。
從內地嫁到香港的王霞，與丈夫的關系倒是沒有打破中國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模式，但她亦有身為家庭主婦的煩惱。
香港男性與內地女性締結的婚姻，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呈現“老夫少妻”的面貌，而由夫妻年齡、身份、性格、習性等的差異引發的家庭倫理悲劇，也常見諸于報端。許鞍華取材自真實事件的電影《天水圍的夜與霧》，便對昔年的這種社會現象有過令人汗毛倒豎的描述。
王霞的老公單看年紀，也是足以做她的父親了。他雖然性情醇厚，沒有對她實施過語言或行為暴力，但在思想單純且保守的王霞眼里，依然具有不容冒犯的家長威嚴——與王霞一樣嫁到香港的好姐妹遇到了婚姻麻煩，她有心幫忙支招解決，可是并不敢讓丈夫知道。
更為可悲的是，王霞的丈夫并不愛她。兩人的婚姻始于男方要給生命無多的母親一個交代、一份安慰。事實上，他去深圳不僅是為了工作，還因這座城市有他真正牽掛、屬于某類人群的快活日子。而他雖然用“別人的故事”暗示過王霞，他其實背著她在深圳過著另一種生活，但最終并沒將一切挑明。
此種隱瞞真相的處理，體現出編劇對于小人物處境的同情。試想在香港過上了更好生活的王霞，如果知道了丈夫在情感上對她的欺騙，又該何去何從？
編劇鄭國偉對于另一個家庭，也動了惻隱之心。劇作正面展示過陳志勇與妻子之間日積月累的矛盾之后，讓妻子代替他來到幼兒園門口接孩子回家，但這并不意味著陳志勇如其之前所講般離開了香港，或者說兩人的婚姻走到了盡頭。他的去向以及夫妻關系的走向，需要觀眾結合自身的生活經驗猜想。
這種留白處理，雖然不像鄭國偉為港話創作的音樂劇《2月14》愛人重逢的結尾一樣明朗，但與“爆裂家庭”三部曲開放式的結局保持了一致。《最后晚餐》暗場之后一家三口尤其那對母子的命運、《最后作孽》臨近結束一記槍聲的威力、《好日子》天亮過后妹妹會否穿著染上紅色（象征鮮血）的白色婚紗出現在婚禮現場，不同的觀眾會有大相徑庭的解讀。
《曖昧》與這三部作品的相似之處，還體現于故事均放置在同一場景集中展開。該劇雖說不是一部“三一律”戲劇，但見證陳志勇與王霞從初識到熟悉再到互生曖昧過程的場景不曾改變，都是處于居民樓與幼兒園之間的公共活動區，與《最后晚餐》中的陋室、《最后作孽》中的豪宅以及《好日子》中的閨房，可謂形成場景使用層面的呼應。
鄭國偉“一景到底”的寫作手法，無疑可以幫助觀眾盡快跟著角色走進情境感受氛圍，但也對舞臺布景提出一定的考驗，需要布景細膩還原出生活的質感。在此方面，《曖昧》也像“爆裂家庭”三部曲一樣，做到了讓觀眾覺得真實可信。
此外，鑒于《曖昧》的劇情整體比較平淡，不似“爆裂家庭”三部曲般沖突迭起、高潮不斷，臺詞密度也比這三部作品要小，執導過《最后晚餐》和《好日子》的方俊杰（《最后作孽》的導演為馮蔚衡）與鄭國偉的又一次合作，采取的導演手段也與以往有所區別。
方俊杰這次沒有讓演員以“話趕話”的方式說出臺詞，而是讓他們在對話之間適當停頓。這些或長或短的停頓，指向劇中人物的情緒起伏。而劉守正、趙伊祎等演員張弛有度的表演節奏，也讓觀眾適時捕捉到角色的心理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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